2025年11月28日，我向北京高级法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
（本案案情简介：2024年11月3日，我向公安部申请公开《监测识别规则》；11月29日，公安部作出《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》，对我的申请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，我不服，当天向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，告公安部；2025年2月5日，公安部作出《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》，驳回我的行政复议；2月6日，我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邮寄《行政起诉状》；3月19日法院要求我补正，我当天补正并邮寄；4月16日我向北京高级法院投诉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不立案；4月26日，北京第二中级法院正式立案；8月20日线上谈话；9月25日，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给我打来电话，询问了几个问题；10月23日，北京二中院以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，没有开庭，直接裁定驳回我的起诉；10月25日，我向北京第二中级法院邮寄《判后答疑申请书》；10月31日，我向北京第二中级法院邮寄《行政上诉状》；11月4日，我5次实名举报和控告一审案涉法官；11月11日，北京第二中级法院来电判后答疑；11月26日，收到北京市高级法院邮寄给我的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》；11月28日，我向北京高级法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，目前等待北京高院作出二审裁定，）
新证据就是昨天北京高院邮寄给我的（2025）京行终8602号《行政判决书》。
证据名称：（2025）京行终8602号《行政判决书》
证明目的：证明上诉人在本案中提出的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不属于对反诈规则提出的质询、不属于提出相关的投诉举报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，适用法律错误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。
争议焦点：上诉人在本案中的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是否属于对反诈规则提出的质询？是否属于提出相关的投诉举报？
诉辩意见：【（2025）京行终8602号《行政判决书》】（以下简称“例案”）的第5页第23行，工信部答辩称：“李波实质是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在对相关的反诈规则提出质询，进而提出相关的投诉举报”，这里工信部的答辩意见与本案被上诉人公安部的答辩意见完全一致，但你院在“例案”中并未采纳工信部的这个答辩意见。
既然你院在“例案”中，已经认定上诉人提交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不属于对反诈规则提出的质询、不属于提出相关的投诉举报，那么上诉人在本案提交的一摸一样、一字不差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也应当被同样认定，否则就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、恶意认定事实错误、恶意适用法律错误、恶意枉法裁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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