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11月8日，我向最高检和纪委监委举报控告北京市检察院
（本案核心看点——我向工信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工信部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，法院是否应当参照最高法的第101号指导案例进行审理？）
案情简介：为了更坚定的捍卫公民的知情权，我向工信部邮寄《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申请公开给手机停机的监测识别规则，工信部回复不存在相关信息，我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并提起行政诉讼，工信部、北京一中院、北京高院、最高法、北京市检察院都驳回了我的诉求，给出的理由是工信部不存在相关政府信息，并且工信部不需要提交已经尽到充分合理的查找、检索义务的证据。本案的所有法律程序结束。下面是事件的完整经过：
2024年11月3日，我向工信部申请公开《监测识别规则》；11月29日，工信部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》，称其没有相关信息；12月16日我向工信部申请行政复议；
2025年1月16日，工信部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维持；1月18日我向北京第一中级法院邮寄《行政起诉状》；2月8日法院正式立案，7月17日我向法院申请线上开庭，被法官拒绝；7月18日我向法院邮寄《回避申请书》和《投诉信》；7月26日，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向我邮寄送达驳回回避申请《决定书》；7月29日我从深圳赶赴北京参加线下开庭，并提交针对驳回回避申请的《复议申请书》；7月31日，北京第一法院向我邮寄送达驳回《复议决定书》；8月3日，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决驳回我的诉讼请求；8月4日，我向北京第一中级法院邮寄《判后答疑申请书》；8月12日，我向我向北京第一中级法院邮寄《行政上诉状》；8月13日，我向最高法、纪委监委、检察院，5次实名举报北京一中院合议庭全体成员枉法裁判；10月22日，北京高院来电询问几个问题；10月27日，我打电话给北京市高级法院，提交新的证据；10月28日，我向北京市高级法院线上提交新证据和补充意见；11月27日，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二审《行政判决书》，驳回我的上诉；12月21日，我向北京高院线上提交《判后答疑申请书》；
2026年1月1日，我5次实名举报和控告北京高级法院法官贾宇军；3月3日，我向最高法申请再审；5月5日，我向最高法线上提交《申请人的意见》；5月30日，最高法作出再审裁定，驳回再审申请；5月31日，我向最高法线上提交《判后答疑申请书》；6月18日，我向最高法、检察院、纪委监委举报控告法官耿宝建；6月24日，我向北京市检察院邮寄《行政监督申请书》；7月23日，收到北京市检察院向我邮寄的2份《受理通知书》；8月6日，我收到北京市检察院向我邮寄的《办案人员通知书》；11月3日，收到北京市检察院向我邮寄的《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》；11月8日，我向最高检和纪委监委举报控告北京市检察院；至此，本案的所有法律程序结束。
实名举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恶意程序违法、恶意认定事实错误，恶意适用法律错误、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
我是李波，身份证号码：420122XXXXXXXX5835，电话号码：188XXXX3871，我要实名举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，在京检行监【2026】343号案件中，恶意程序违法、恶意认定事实错误，恶意适用法律错误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。事实如下：
1，依据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》第四十七条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，应当听取当事人意见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，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，也可以听取专家意见。本案中，北京市检察院没有听取申请人的意见，属于恶意程序违法；
2，依据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》第五十一条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，应当全面检索相关指导性案例、典型案例和关联案例，并在审查终结报告中作出说明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主张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101号指导案例基本事实、争议焦点及法律适用具有高度相似性，应当同案同判，但北京市检察院既没有检索相关指导性案例，也没有在审查终结报告中作出说明，属于恶意程序违法；
3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：……电信主管部门……应当统筹负责本行业领域反制技术措施建设，……建立有关涉诈异常信息、活动的监测识别、动态封堵和处置机制”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工信部作为“电信主管部门”，依法负有“建立有关涉诈异常信息、活动的监测识别、动态封堵和处置机制”的法定职责，但北京市检察院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，认定被申请人没有相关法定职责，属于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》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、恶意认定事实错误；
4，本案二审期间，本人向二审法院提交133号通告作为其二审新证据，但北京市检察院认定不属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证据范畴、不作为证据接纳，并且拒不进行说理释法，属于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》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、恶意认定事实错误；
5，针对一模一样的2个事实，北京市检察院却做出2个完全相反的认定：申请人向工信部和公安部同时提交了一模一样、一字不差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都是申请公开给手机停机的《监测识别规则》。北京市检察院在京检行监【2026】343号案件中，认定申请人向公安部的申请，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；却在本案中，认定申请人的申请，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如此前后矛盾的认定、同案不同判，属于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》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、三、四项的规定，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、恶意认定事实错误、适用的法律、法规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、违背法律、法规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、属于恶意认定事实错误，恶意适用法律错误。
综上所述，举报控告人的举报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、法律适用准确、依法应当予以支持，请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，谢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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